联合国秘书长退休前，没什么是他不敢说的，丝毫不给这两国留情面

2026年8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稿发出来那天，纽约联合国总部38楼的办公室里，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看看最近发生的事，超级大国在多种局势中强加自身意志的能力已经受到严重限制。” 他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速决战打成四年拉锯，和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后德黑兰不仅没垮反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摆在一起讲。矛头指向明确，没留一点模糊空间。 一个执掌联合国十年的秘书长，在距离卸任只剩四个月的时候，用这种语气点评世界上两个最有实力的国家。媒体很快跟上， “退休前什么都敢说”“丝毫不留情面” 这样的标题铺天盖地。 图源：Reuters 可这里面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大家爱听“退休前真话”这个叙事，还是古特雷斯真的在任期最后阶段突然换了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先把他任期还剩多久、秘书长这个职位本身能做什么、以及“跛鸭”效应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一弄清楚。 事实先摆清楚。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就任联合国秘书长，2021年获得连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他的第二任期将在2026年12月31日到期，届时他将年满77岁。也就是说，截至那篇《金融时报》专访发表，他还有不到五个月。 继任程序已经启动。2025年11月，下任秘书长遴选正式开始。安理会于2026年7月30日举行了首轮意向性投票，8月21日进行了第二轮。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采用“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三档。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能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图源：新华社 目前有八位候选人参与角逐：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联大前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通努、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名单涵盖拉美、非洲和欧洲，地域分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广。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进入倒计时任期的秘书长，在国际政治里算什么？美国政治学里有个现成的概念叫“跛鸭”——民选官员在任期尾声失去政治资本，影响力急剧下降。可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民选官员，他没有选民需要交代，也没有连任压力需要经营。他的权力来源不是选票，而是《联合国宪章》赋予的道义权威与制度空间。 图源：CGTN 这就引出一个比“跛鸭”更精确的问题：秘书长这个职位本身，到底能做什么？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可能是理解秘书长真实权力边界最关键的条款。它规定秘书长有权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项，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是一项独立的政治发起权，不依赖于任何成员国的授意。 但除此之外呢？秘书长不指挥军队，不掌握制裁权，不能强制任何国家执行任何决议。他的核心工具箱包括三样东西：斡旋——以秘书长身份为冲突各方提供沟通渠道；议程设置——通过报告和公开讲话塑造国际议题优先级；道义权威——以联合国招牌发出呼吁，影响舆论和政策成本。 古特雷斯本人在《金融时报》专访中对此做了极为坦率的总结。他说： “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权力。秘书长拥有的是声音，以及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某种能力。” 图源：看看新闻 这句话不是自嘲，是对制度的精确描述。秘书长可以呼吁、斡旋、发报告、上讲台，但如果安理会五常中有人不想听，这些动作就只是声音，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古特雷斯十年任期内，正式援引第九十九条只有一次——2023年12月，就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致函安理会。一次。一个在十年间只使用过一次的独立发起权，本身就说明了这个职位的结构性困境。 这就让人好奇了：如果制度天花板就到这里，那“退休前敢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权力突然变大了，还是代价突然变小了？ “跛鸭”效应在国际组织领导人群中并不新鲜。回顾前任，几乎每一位秘书长在第二任期最后一年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表达升级。 潘基文在2016年卸任前数月，多次就南海仲裁案和叙利亚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远超其任内一贯的谨慎风格。加利1996年未能获得连任后，在回忆录中对美国在索马里行动中的做法提出了直率批评。甚至被认为最沉默的瓦尔德海姆，也在1981年未能连任后公开表达了对超级大国操纵秘书长遴选的不满。 这不是偶然。逻辑很清楚：连任压力消失后，秘书长面对大国时的博弈筹码确实减少了，但发声的政治代价也同时降低。他不再需要担心某句话会影响连任投票，不再需要为大国的面子修饰措辞。这并不意味着他获得了新的权力，而是意味着他可以用更少的顾忌行使那些本来就存在、只是一直被克制使用的权力。 古特雷斯的情况更特殊一些。他十年任期内一直刻意维持低调务实的形象，在危机调解中尽量不站在前台。前塞浦路斯大使马夫罗伊安尼斯曾用一个比喻评价他： “即使是一辆法拉利，如果路况不允许，也不得不减速。” 这个比喻精准捕捉了秘书长职位的悖论——